建构官商二元化评价体系
作者:唐亚林
2014年7月10日《社会科学报》
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曾遭遇两波“官员下海潮”。第一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因与当时大力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市场化取向改革密切相关，甚至催生了一波“全民经商潮”；第二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催生了众多官员“下海淘金”的行动。从官员下海的规模、从事的新兴行业、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后来所取得的商业业绩来看，第二波“官员下海潮”无疑要远超第一波。但是，这两波“官员下海潮”并没有给官员队伍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带来多大的“鲶鱼效应”，反而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代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发生了逆转，即下海的官员纷纷“上岸”以及持续多年的“公务员报考热”。
“官员下海潮”与“下海官员上岸潮”、“公务员报考热”的此消彼长，从深层次上既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是否被正确引导到创造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又折射了市场与社会的活力是否得到有机释放，平等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是否得到有效建构这一核心问题。
一个良善的社会必然是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更多地投向创造财富的市场性社会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三只手”的合力，三者不可偏废。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社会福利分配和公民权利维护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社会这只“体现主体性力量的手”在自我组织、自主管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促进市场繁荣、增进公共福祉、创造社会和谐的秩序共同体。因此，一个良善、繁荣、和谐的国家，必然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投向能极大创造社会财富、极大增强市场与社会发展活力、极大维护公民自由平等的市场性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国家掌控着资源的基本调配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整体受制于一体化的国家权力，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难以释放，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挤压，自然难以谈得上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和谐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重新被发现，并日益主导资源的配置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发现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一种价值选择。做官开始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价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条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化的迹象。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以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的两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由于对政府权力缺乏根本性的制度化约束，政府随意侵入经济社会生活、官员任意干预资源配置权等现象，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一种扭曲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的局面。扭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然催生扭曲的政商关系。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为谋取个人私利行贿官员，其结果必然导致***结盛行，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一度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逐步淡化的官本位意识又重新得到强化，就连最具创新活力的青年学子群体也将进入公务员队伍作为人生的最大志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令人遗憾的一种倒退。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有序社会
2013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活动。在一起审议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特别提到，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新时期针对官商关系提出的新型交往准则——官商要相敬如宾，不能勾肩搭背。
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对官商关系提出了新的理念——“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建构当代中国官商关系的基本准则，其根本用意在于斩断由不受制约的权力引发的***结、腐败丛生的利益链条，消除由此而引发的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和混乱及其危害，从而为市场、为社会、为国家的有序与繁荣发展，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一个追求繁荣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建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平等社会
现代政治的一大标志性成果，就是用建立在职业分化与平等基础之上的成就与功绩取向，来取代专制主义体制下身份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用民众的公意来挑选与监督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务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是“为人民服务”队伍中的普通一员，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性社会，一切财富都是来自于市场的创造。市场的自发创新精神是一个社会繁荣和谐的永恒基石。既然如此，从事物质生产、商业生产乃至精神生产，与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甚至没有前者，后者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都始终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建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平等社会。
180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专程到新兴的大陆国家美国去考察，回来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光辉著作。在书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看法：“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在平安无事时期，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是抱负不大的人。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己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虽然在今天看来，托氏的看法有些片面，但在字里行间所展现的鼓励人们到商海里去搏击，去追求让大家共荣的财富，更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价值取向，却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不仅需要创造繁荣的物质条件，让所有中国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而且需要创造平等的制度条件，让所有中国人“力有所用、身有所平”，同时还需要创造自由的价值条件，让所有中国人“情有所寄、心有所安”，进而让平等自由之光驻进每个中国人的心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21）阶段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