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与国际组织、金砖国家与二十国集团等。
先后出版《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国际制度设计：理论模式与案例分析》、《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等学术著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国际展望》、The Pacific Review、Global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Journal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外交部委托课题、商务部委托课题、上海市社科基金、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基金等10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2007年入选“上海市教委优秀青年教师支持计划”，2012年入选“上海市人才发展基金支持计划”，2019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支持计划”。
一、“问题+理论”
朱杰进老师在本科期间就萌生了走上学术道路的念头，在外交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正式踏上了学术之路。在外交学院读书时，朱杰进老师受导师朱立群教授与秦亚青教授的影响颇深，朱立群老师强调学术研究要问题导向，对世界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是贯穿研究过程的驱动力，而秦亚青老师则强调，学术研究要与理论对话，没有理论就难以深刻。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朱杰进老师发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制度这一研究领域既不像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研究一样宏观，也不像领导人的外交决策研究一样微观，是一个能够将问题导向与理论对话较好地结合起来的研究领域，因而对国际制度产生了兴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又一波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研究的热潮，受此影响，朱老师便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国际制度。
二、对接国家需求与学术议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主导的七国集团（G7）在危机应对中暴露出明显的不足，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开始崭露头角，并推动建立了更具有包容性的二十国集团（G20）。朱老师当时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七国集团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参与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发现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制度正在加速变革，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倡议的新型国际制度正在不断涌现。因而，朱老师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将国家的战略需求与国际制度研究的学术议程相互契合的前沿课题。
G20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G20是否应该正式化？金砖国家的机制化建设应该选择何种路径？带着这些问题意识，朱老师投入到了对G20和金砖机制的研究中。为了搜集到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朱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去G20峰会和金砖峰会的现场做田野调查，访谈了大量从事G20和金砖一线工作的外交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G20和金砖研究特色文献资料库。
与此同时，朱老师还积极参与构建国际学术网络，提升了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2016年6月，在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期间，朱老师代表课题组在G20发展工作组会议上，向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介绍了课题研究成果，其提出的G20机制转型方案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2019年3月，在韩国财政部主办的G20全球领导力项目上，朱老师受邀向与会各国代表介绍中国学术界关于G20的研究成果。
在对国际制度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的同时，朱老师也对国际制度的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跨学科相互融合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制度形成和变迁的理论思路。制度研究是主流社会科学的共同话题，分别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三个理论路径。朱老师主张在实证研究中，可以打破学科壁垒，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构建相互融合的“中层理论”。循着这一理论思路，朱老师开始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中国倡议的新型国际制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三、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教学过程中，朱老师经常对学生说，“我的教学目标是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对国际制度充满兴趣，当提到国际制度这个概念时会很兴奋，会觉得国际制度研究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有趣的跨学科领域”。为了增进学生对国际制度的了解，朱老师不仅经常带领学生参观国际组织的总部，还时常邀请国际组织官员为学生开设讲座。2020年9月，朱老师牵头开设的《国际组织前沿讲座》线上课程，先后邀请了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发会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等国际组织的官员来为近300位学生开设讲座，大大拉近了学生与国际组织的距离。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学生对国际组织的切身体验，朱老师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模拟国际组织谈判活动，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在朱老师培养的学生中，一位毕业后在北京中央媒体的工作的学生告诉朱老师，大学毕业后，大部分的知识都已经变得模糊，唯独朱老师组织学生开展的模拟国际组织谈判活动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中，朱老师一直倡导“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一方面，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知识树”。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会有十来本经典的理论著作，这些经典著作要读很多遍。虽然你不可能只读这十来本书，但这十来本书会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个架构；另一方面，理论要学以致用。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分析、解释观察到的困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个理论的价值。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首先是得有困惑，有了困惑之后是要去考虑这个困惑与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与多个不同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测，最后是要对这个理论猜测进行扎实的实证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