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日深夜，一位在政府任职的院友在微信群里第一次说“华东医院已给王老师家属发病危通知”，我的心情顿时收紧，其后数日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心有戚戚，难以安眠，和群里师友一道为老师祈安。前天（8月22日）守候者说王老师“病情进展非常快，恐怕回天乏术”，我虽有了心理准备，但今天接此噩耗，仍感到强烈震动，老师竟这样走了，从此天人永隔！
王老师留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亲切慈祥、睿智旷达。我们这些上世纪80、90年代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的学子都受过老师的恩惠，对老师的感情是从老师和学生的水乳关系中生出来的。我一直感觉到，王老师最欣赏的学生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聪明伶俐，一类是稳重朴实。有一次在燕园宾馆聚会，两位同学被叫进他楼上的房间谈话，出来后如沐春风，这两位就分别代表了我说的两类学生。我不说他们的名字，是因为我后来发现，老师其实更喜欢后者。在课堂和研讨会许多场合，王老师都说过，能进复旦的人智商都没有问题，但从复旦出去，能成大事的，功夫还在做人。我常想，王老师说的做人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概括是：本分的人，勤勉的人，谦恭的人。
王老师来自湖北农家，少年多坎坷，在复旦读书、工作，先后担任系主任、校办主任，直至大学校长，他总爱说不要忘了本，不要忘了你是谁。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保持着一个平常人对社会生活的情怀和认知。本分的人多半是勤勉的。他常举我们系一位老师为例，说这个老师对学术的执着，对治学的勤奋，大热天打赤膊、大冬天披着军大衣（那时没有空调），哪怕是年节之中，仍手不释卷，埋首读书，“你们现在有谁做得到啊？”我们很惭愧，不能望其项背，但王老师推崇的“天道酬勤”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我们这个系长盛不衰的传统。王老师喜欢才华横溢的学生，但不喜欢狂妄的做派，他认为年轻人有点骄傲不要紧，谁让你有才呢，但要知道山外有山，吾生有涯知无涯，对学问对人事没有怀抱谦虚的本心，路是走不长走不稳的。我的一位师兄弟在答辩中说他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某某主义，老师陶然一笑，不无调侃：创造性发展某某主义在中国至今有两人，你是第三人了。语调是温和的，意思却是严肃的，你即使真的能，也不必口出狂言哦，那不像对待学问恭敬其事的读书人。
王老师退休以后，由于身体的缘故，减少了好些会议的出席，但没有减少对国家发展、学科发展的关怀。见面时他常会问我们近来做（写）什么，有什么新看法，学生们现在都关注些什么热点问题。他不主张在大的问题上咄咄逼人，也不主张以己之长来度人之短，说这不是做比较的办法，要看到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和社会，实实在在改善我们的不足，学习他人的长处，是我们走向复兴之路应取的态度。他也批评那些不无激进的言论，说“大炮”式的放言脱离实际，从“原则”（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国情出发，看上去卓尔不群，很“清流”的样子，却于国事无补。王老师这种持中公允的态度，我想一定是和他长期治学养成的包容个性有关。
对我们这些做政治学的人来说，因为有了王老师，复旦的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此为大幸运。在学院的院志里，清楚地记载，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百废待举，人才最为紧缺，不久，政治学会委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时还是筹备组）开座谈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与会者都意识到“赶快补课”需要尽快“编写教材、培养人才”。王老师代表复旦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办一个政治学讲习班。会上其他大学的老师都没有表态，于是王老师说：“要不然我们试一试吧。”这一试，正如夏老夏书章先生所说，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不仅对推动政治学在全国高校的建立发挥了“率先”的影响，而且对确立政治学在复旦的学科地位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王老师的主持下，由曹沛霖老师、孙关宏老师、郁景祖老师、朱元寅老师、胡雨春老师等人组成的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教师班底，发展为后来王老师多次提到的“优秀年轻人”（浦兴祖、王沪宁、竺乾威、桑玉成等）加盟的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一时可谓风景独好。我在几年前一篇“政治学讲习班给复旦留下了什么”的纪念文字中引用一位同事的话说，“我们的学科建设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不仅表现在首先要在学校生存下去，而且还表现要在社会生存下去。老一辈为我们这个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王老师就是复旦老一辈创业学人中的杰出代表。
斯人已去，音容笑貌宛在。在这个秋意渐浓的日子，写下以上这些哀思中的断想，不由更感念王老师对后进学子的深情与期望。秋叶落下，秋叶植土，老师的精神不死，化作春泥，滋养新枝，我们知道，在王老师远去的背影下，后面还有长长的路。
陈明明
2021年8月24日，复旦大学文科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