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第115期主题演讲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赵树凯教授作了题为“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的主题演讲。演讲由我院左才副教授主持，华东理工大学郭圣莉教授，我校郑宇教授、吴澄秋副教授、曾庆捷副教授、王中原副教授等院内外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赵树凯教授开篇首先指出了“治理”这一概念的不同派别，并且立足于对“治理”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治国理政”之治理的核心所在，并且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恰好为百年农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维度。赵老师提出，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农民（治理理念）和对待农民（治理体系）。随后，从理念分析出发，以农业经营制度为基础、以基本组织制度为主线，赵老师向大家讲述了百年乡村治理的探索与经验，并将其分成六个时期加以考察。
第一个时期是治理理念的初步形成（1921-1949），这一时期强调“集体化”的基本组织形式，并逐渐从原来的“土地革命”概念转换到“土地改革”。当然除此之外，上世纪20年代山西村治运动，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40年代中后期民主同盟会、中国农民党的主张，都为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养分。第二个时期是治理体系基本建成（1949-1962），这一时期虽然以“合作化”为根本的大方向，但存在合作化的具体政策之争。这一时期的组织特征主要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与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且强调用政治运动推行和维持集体化政策体制。第三个时期是治理体系调整动荡（1962-1976），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开始左倾，尤其是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包产到户”争论引发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形成。第四个时期是治理体系根本变革（1976-1989），这一时期开始发生根本变革，1980年代农村改革，奠定了乡村治理的划时代格局。第一，人民公社相继废除，建立乡镇政府，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建立起了新的基层治理体制。第二，从政治上废除了阶级身份制度，破除了人民公社时代对农民的身份控制，农民获得流动自由和职业自由，促进了身份多元化。第三，开始探索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建立新乡村治理体系。第五个时期是治理体系曲折提升（1989-2012）。这一时期，关于“道路”之争再起，围绕农村的发展方向道路的争论不断，对家庭承包制产生忧虑，乡镇企业受到打压，新一轮“社教”运动展开。尤其到了在世纪之交，农民负担问题开始激化，农村问题全面爆发，被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解决策略主要通过“少取”（取消农业税）；“多予”（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放活”（农民工新政策与城乡统筹就业体系）。第六个时期是治理进入新时期（2012-2021）。这一时期党建体系全面加强，党组织建设实施全覆盖；党组织经费保障不断强化；党的书记职权不断充实；依法治村取得进展，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村委会成为法人，乡村法治的进展；治理主体间关系面临困扰，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乡村关系”；村级“党政关系”；村级“政经关系”；基层治理中的“城乡关系”；集体经济依然是焦点，思考改革的目标方向。
在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百年的六个时期后，赵树凯教授提出了关于乡村治理的四个基本观点与判断：1.农村发展道路难以规划设计；2.制定政策不能从理想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而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农民需要出发，尊重农民的要求和选择；3.政策制定、制度设计不能依赖于领导人物和专家学者的构想设计；4.建立充满活力、高效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继续贯彻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并且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不仅是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也是乡村治理的根本经验。报告过后，老师们和同学们还与赵树凯教授展开了积极互动。
